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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杨永，是今年1月２８日在中国棋院，听中国棋院综合发展部杨彩奕主任讲述中国国际跳棋发展现状的时候。在杨主任眼里，杨永是中国国国际跳棋的拓荒者。
    初见杨永，是今年３月２８日在陶然亭公园边的窑台涮肉馆，那是杨永与他的两位弟子即将出征在武汉进行的全国国际跳棋锦标赛之前的一次壮行酒会。遗憾的是，我们那次选错了地方，因为我想当然地把杨永当成既能喝酒又能吃肉的半个蒙古人，而杨永既不能喝酒又不能吃肉，只涮些粉丝和青菜，吃得小心翼翼，像南方人。席间，我与他相约，他从武汉归来时对他进行采访。分手的时候，我问他能在武汉拿几项冠军，他的弟子常永宪说：“依杨老师的水平，三个冠军全能拿！”杨永连忙阻拦：“不能那样说。”在我的追问下，他嗫嚅地说：“拿两个冠军吧。”
    后来，从武汉传来消息，杨永以一局未失的成绩，获得成年男子组６４格冠军、１００格亚军，与常永宪合作为北京队夺取团体冠军。
    我暗暗为杨永叫好：这老爷子真行。
    他回来后，我们接触多次，并作两次长谈。有一次在宣武区少年宫，我与他下象棋时有一个漏着，我的棋子刚落地，他马上吃掉，速度快得惊人——近乎于抢了！我说：“杨老，您怎么这么敏捷呀？”老人听了，哈哈大笑，像个顽童。

童年学棋，31岁称雄蒙古国

    在河北省临近山西的地界，有一个杨源县。杨永的父亲１６岁时，从这里只身到蒙古国谋生，后来在这里定居。
    １９３８年，杨永出生于蒙古国乌兰巴托。他的母亲是张家口人。
    两岁时，母亲去世，是姨把他拉扯成人的。
    他七八岁的时候，遇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议会）选举，乌兰巴托市区设许多宣传点，点内有摔跤和棋类等为吸引选民而设的娱乐活动。他去那里玩，在国际象棋和国际跳棋中，他与蒙古小孩下起了后者。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国际跳棋。我问他他的国际跳棋是不是蒙古人教会的，他说不是，是自己看会的。他说看着看着就看会了：一人走一回，隔一个吃一个，不能隔两个吃，不能倒着走，接着就玩上了，就迷上了。没多久，姨夫给他买了一副国际跳棋，是苏制塑料跳棋，他如获至宝，成天摆弄，不知疲倦。从小到老，这副棋一直陪伴着他。如今，这副棋被珍藏起来，出示给笔者看的时候，他小心翼翼，生怕磕了，碰了。
    正应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句老话，看书摆棋，找人下棋，使他棋艺突飞猛进。１５岁时，他开始参加比赛，取得优异成绩。
    ２０岁那年，他从乌兰巴托乔巴山大学医学院毕业，分配到拉莱河煤矿医院，开始了他的医生生涯。拉莱河离乌兰巴托市区４５公里。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他总是重复两点一线的生活：从乌兰巴托市内的家到拉莱河煤矿医院，一周回家一次，一直到他３９岁回国。杨永工作认真、塌实，无论在蒙古国还是在自己的祖国，从未出现大或小的医疗事故，但他坦言他不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他喜欢下棋。在煤矿医院干一周，回到乌兰巴托，他的蒙古朋友“三豆子”就来找他下棋，切磋棋艺。
    １９６９年，杨永应邀参加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国际跳棋冠军赛，以４胜４和的战绩名列第一，达到了蒙古国大师标准。但由于他是外籍人，于是就只记成绩，不记名次，冠军由名列第二的“三豆子”获得。从此之后，杨永在蒙古国出名了，爱棋的、懂棋的、下棋的都知道他，书上、报上常有关于他的记载，他成了蒙古棋界的名人。根据这个成绩，２００７年，亚洲国际跳棋联合会秘书长、蒙古人巴特阿尔德尼发来信函，证明杨永达到了国际跳棋大师标准。应该说，这是蒙古人对杨永在蒙期间棋艺活动的认可，更是对他棋力棋品的褒奖。

拒绝入籍，异国常怀赤子心

    那时侯，乌兰巴托市有４０余万人口，华侨有３０００多人，他们辛勤劳动，与蒙古人民和睦相处。有一些华侨与当地人结婚，融入当地社会。
    在地广人稀的乌兰巴托，杨永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院子，院内有５间房子。１９６３年，杨永在这里结婚，爱人也是杨源县人，小杨永６岁。婚后，他们育有二子一女，一家人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他们没有被蒙古人同化，他们保持着燕赵人的生活习惯，不穿蒙古袍，不以肉为主食。六七十年代，杨永每月工资７００图格勒格，相当于当时的２００多元人民币。在乌兰巴托市民中，他们的生活属于中上等水平，家里有缝纫机、手表、半导体收音机和自行车，自行车是东德货，“偌福”牌，回国时带回北京，据说牌子很硬。冬天，他们买一只大羊冻在院子里，随吃随切。
    身在异国，祖国的建设与发展时刻牵动杨永的心。１